大学职能分析
顾建民
 
一、大学职能分析的结构意义
凡系统都有结构和功能，系统是结构和功能的统一体。结构规定和制约功能的性质、水平、范围、大小，功能又不断调整和改变不相适应的结构。由于结构是内在的相对保守和稳定的因素，功能是外在的相对活跃和多变的因素，因此，大学职能分析有助于解释结构变化，把握变革方向。
大学发展是外驱力和内趋力综合作用的结果。随着大学与社会联系的日益密切，大学地位与作用的不断提高，大学发展的外驱力也在逐渐增强。“这种力量来自法国的拿破仑，德国的教育部长，英国的皇家委员会和大学拨款委员会……，以及美国非专业性的大学管理委员会和联邦议会──还有美国的各基金会。对种种需求和可能性特别敏感的基金会，已经成了主要的工具，例如在医学教育改革，引入跨学科研究，以及大学介入世界事务等方面。就像催化剂一样，它们的影响是巨大的。这些新发展与变化本来可以起于大学内部。然而却没有。即使是美国研究型大学的形成与发展，还主要是靠环境的力量，而不是靠有意识地设计。它们一直在作大量的零星的调整以适应新的变化，但却没有作任何重大的努力去全面考察不断出现的与它们有关的情况”。近半个世纪来，我国大学组织结构几经大的调整和改组，特别是院系结构调整，主要也是外驱力推动的结果。因此可以认为，由外力推动所导致的大学职能主导型的结构变化，是近代以来大学发展的主要形式。大学职能的扩展推动大学结构的多样化和复杂化，大学职能的新内涵需要大学结构的新变革。同时我们也应当看到，虽然大学三项职能并不是同时出现的，而是依次产生、逐步演进的，但它们一旦生成，其相互联动作用也是推动大学发展的重要力量。这种职能联动的作用机制，不仅在于实现各项职能的主体是同一批师生，还在于以知识为对象的各种学术活动，即大学职能实现的客观基础，存在着内在的联系。大学作为一个学术单位，以处理高深知识为其主要工作内容，知识联结着各种活动：研究创造它，教学传播它，服务应用它。以知识为枢纽既有上、中、下游的源流关系，又有各种需求驱动的回流或反馈关系。大学各项活动通过各自的触角传递大学系统内的各种信息，沟通大学与社会的各种联系，从而为大学职能内涵的丰富和更新提供动力和源泉。20世纪以来，大学特别是高层次大学的职能内涵的不断丰富和整合发展，充分印证了这一点。也正因为如此，大学结构变化开始越来越多地产生于大学内部的基层组织。基层组织处在知识创新、传播、应用的前沿，与外界保持着密切的联系，通过它们的点滴调整，大学结构变化逐步实现量变到质变的跃迁、局部到整体的变革。经过数百年特别是近百年大学内外力量的互动与擅变，大学已由数十人的单一教育机构演变成数万人兼有三项职能的巨型复杂体。其纵向上有校、院、系等之划分，横向上有各种学科、研究所、研究中心、项目、计划等之名目，总体上形成了纵横交错的矩阵结构。大学职能的演进迟早会在组织结构上反映出来，因为"根本的变化意味着结构的变化"。高层次大学"三高"职能的发展将预示着组织结构的进一步调整。具体伺整什么、怎么调整往往因校而异，但其基本方向总体上是一致的，那就是，在力求分化和整合适当平衡的基础上强调整合性。在以教学为主的传统院系内外生长出各式各样的研究组织，是战后至今大学组织结构变化的突出特点。比如，目前麻省理工学院有大大小小的研究组织200余个，哈佛大学有12O余个，浙江大学也有200余个。这些研究组织已经不仅仅是进行高科技研究开发的基地，同时也是开展高层次人才培养和提供高水平服务的基地。它们有虚有实，与传统的院系组织构成了复杂的关系，有的隶属于院系，有的独立于院系，有的横跨数个院系，有的直属于学校，等等。不论怎样，大学内部横向上的学术组织不断分化与膨胀，增加了大学的离散性和管理难度。因此，如何提高大学组织结构的整合性和协同性，已经成为当今大学组织结构调整面临的一个重要课题。
由于知识日益专业化和教学科研规模迅速扩大，加之分易合难的传统与心态，大学内的部门增多趋势难以避免。即使原先旨在抑制部门衍生过快的各种跨学科研究计划和以问题为中心的研究组织，最后也纷纷加入到增扩的行列。虽然高层次大学的部门增扩有其必然性和合理性，但如果缺乏相应的制衡机制，只有分化不讲整合，各自力战，那将会影响"三高"职能的实现。因为，无论是高素质人才培养，还是高科技研发抑或是高水平服务输出，都需要大学组织结构具有相当的整合性和适度的柔性，必要时能够合纵连横。
为此，一要加强组织联系来提高大学或学院层级的行政协调能力和学术沟通能力，在基层的活力与校院层次的合力之间保持适度的张力；二要降低本科教育的重心，加强基于研究与开发的跨学科教学特别是研究生的跨学科培养，以此提高大学内部各学术组织之间的凝聚力和协作性；三要在横向组织的建制上虚实得宜，有稳定发展方向和持续发展力的，虚的可以适时变成实的；反之，实的也要转向、重组甚至消解。同时要建立灵活的机制，更多地鼓励教授跨部门的多栖工作方式，比如鼓励教授跨博（硕）士点交叉兼职导师、跨所兼职研究员，从而带动学科资源共享，促进院系所的边界渗透，实现功能组合和学科交叉。总之，大学应当形成和完善纵横交错、虚实得宜、高协调、低重心的组织结构与运行机制，以适应职能发展的新要求。
二、大学职能的分析 培养人才，发展科技，服务社会，是目前较为公认的大学的三项职能。大学是一个集合概念，具体到不同高校，它们的职能内涵及职能关系是有差异的。高层次大学代表着一个国家高等教育的最高水平，其职能齐全先进，关系复杂，最为典型。因而，通过对高层次大学职能内涵及职能关系的分析，可以透视和把握现代大学职能的时代内涵及发展脉搏。
高层次大学是一种以职能分工、实力比较为基础的划分，与一般大学相比，其职能的当代特点在于它们承担着培养高素质人才、发展高科技、提供高水平服务的重任。
1．培养高素质人才的职能。
大学培养人才职能无法替代，但其职能内涵却是常变常新，集中体现在培养什么样的人才和怎样培养上现时代是一个经济全球化、社会知识化、文化多元化、信息网络化的时代，它与农业时代和工业时代的最大区别在于“捷变性”和“复杂性”。科学技术更新的周期越来越短，科技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速度越来越快，产业结构和职业结构的调整越来越频繁。同时，科学技术呈现出分化与综合并行的整体化发展态势，科技、经济、政治、文化的相互制约、相互作用不断增强，社会系统的复杂性越来越高。面对捷变性和复杂性的时代特征，无论是株守一隅的专才还是博而不精的通才，都难有大的作为，唯有全才方能左右逢源、应付自如。这里所谓的全才，不是无所不知、无所不能“巨人”，而是全面发展的高素质人才。国际21世纪教育委员会在《教育──财富蕴藏其中》的报告中对21世纪人才提出了四个要求──“学会认知、学会做事、学会共同生活、学会生存”，认为这四种基本学习是人生的支柱，教育应当围绕它们加以组织。“四学会”的高素质人才已经超越了口径宽窄和知识多少的范畴，超越了专才与通才的对峙，凭借“四会”在一定时期内可以由专变通、由通变专，甚至改行转业。
高层次大学既是培养高学历人才的场所，更是培养高素质人才的基地，因此许多著名学府常常被誉为科学家、工程师、政治家、企业家的摇篮。近年，哈佛大学明确提出要培养国家的领袖人物。麻省理工学院正在从培养具有科学背景的工程师转向培养具有全球经济背景的工程师，使之成为企业经理和跨国公司的总经理。清华大学的决策者认为，清华的资源不仅可以培养出一流的工程师，还可以培养一大批声播四海的学术大师。今日的高素质人才经过实践的磨硕，将成为明日各行各业的创造性人才。
“满堂灌”的教学方式培养不出高素质人才，只有让学生成为主动的学习者和研究者，通过探究式学习、合作经验和跨学科培养，通过教学与研究和社会实践相结合，并不断提高结合的程度，才能使学生实现从学习已知到探索未知、创造未来的跨越，逐步成长为高素质的创造性人才。这就要求大学面向高素质人才培养的需要，冲破学科框框、院系本位的狭隘利益束缚，消除跨学科教学与研究的传统组织结构障碍。信息科技的突飞猛进为此提供了技术支持。它一方面使远程教育和学习化社会逐步成为现实，极大地丰富了大学培养人才职能的实现形式，另一方面也为大学师生关系和教学方式的革命性变革提供了可能：技术给学生提供了更大的指导自己学习的可能，技术也使教师有了从信息的提供者真正转换成引导者的可能。
2．发展高科技的职能发展科技职能主要体现在大学的科学研究中。
高层次大学已经或正在成为各国知识创新的中心和推动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的重要力量。大学素以基础研究为强项，以增进知识为目的。据统计，1940－80年代，70％的诺贝尔奖成果是在一流大学中产生的。不但如此，如今大学科学研究不断地由上游向中游、下游延伸，拓展发展空间。传统上，科学和技术是分家的，科学属于学者，技术归属工匠。直到19世纪中叶，科学和技术基本上互不搭界。这也难怪洪堡时代的大学研究仅仅热衷干纯学术研究，不讲功利。然而，当代高科技的发展，一方面打破了科学和技术之间的严格界线，涌现出一批知识高度密集、学科高度综合、科学和技术融合的高科技领域，如信息科学技术、生命科学技术、新材料科学技术等；另一方面，由于高科技成果巨大的潜在经济价值，市场竞争十分激烈，时间效益特别突出，因而也大大缩短了科技成果转化的时间。科学、技术、经济的发展特点和内在联系，要求高层次大学的科学研究跨越学科之间的界线，跨越科学和技术之间的界线，甚至跨越大学和企业之间的界线。发展高科技，实现产业化，高层次大学责无旁贷，应当在新经济的发展中扮演知识创的中心、知识企业的孵化器、高新技术的辐射源和高新技术开发区的智力支柱等多重角色。
50年代以后陆续出现的各国高科技园区，将高层次大学发展高科技的职能发挥得淋漓尽致，以美国斯但福大学为主导发展起来的“硅谷”科学工业园区，以麻省理工学院、哈佛大学为核心的波士顿科研中心，以及英国剑桥科学园、我国北京中关村高新技术开发区等，都是以著名大学力中心，以高新技术产业群为基础形成的产学研结合的科技发展基地，出人才、出成果和出产品并举，从而缩短了高科技由创造加工到传播应用的周期，加速了新经济的发展步伐。高科技园区的发展反过来推动高层次大学科研模式的转变，突破了象牙塔的单一模式，逐步形成了基础研究定向化，应用研究基地化，开发研究社会化、产业化、商品化，上中下游一条龙的整合模式。
3．提供高水平服务的职能培养人才，发展科技，其实都是为社会服务的，只不过是它们的服务方式相对间接而已。
大学利用人才、设备、信息等资源，直接为经济、政治、科技、文化等发展服务，是大学人尽共才、物尽其用、融入社会的进一步体现。高层次大学作为教学中心和科研中心，理应充分利用优质资源为社会提供全方位的高水平服务，进一步成为社会服务中心。大学服务社会职能的实现主要是以教学和研究活动为基础，但其服务内容却日益丰富，不断拓展，现今主要有：继续教育服务、决策咨询服务、社会批判与监督、科技推广服务、科技培训服务、资源共享服务、兴办知识企业，等等。在上述种种服务中，高层次大学特别在为地区与国家重大决策提供咨询，兴办知识企业，带动地区高科技园区发展等方面，起到了中坚作用。随着社会服务内容的复杂化和综合化，社会服务形式也出现了多样化、高级化的趋势。除了教师个人到校外兼任顾问、创办公司等形式外，越来越多的是以学校为单位与企业、地区开展全面合作，更为高级的形式是建立产学研较为固定的联合体，借以更好地实现大学服务社会职能。大学服务社会职能的发展，拉近了学校与社会的距离，沟通了学校与社会的联系，学校在为社会服务的同时也为自身的发展赢得了更为广阔的空间。
4．大学职能的关系特征大学的三项职能从根本上讲是统一的，它们共同构成了一个有机整体。
首先，它们的目的一致，都是为社会发展服务；其次，它们的手段互补，培养人才固然以教学为主，但需要教学与研究和社会实践相结合，同样三结合也有助于发展科技和服务社会；再次，大学兼备三项职能，可以实现各种资源共享和效用最大化。需要指出的是，大学三项职能的统一在具体运作上并非没有冲突和矛盾，在落实到不同院校上也不是不分主次和轻重。前者主要是校内政策与管理问题，如果处理不当、导向有误，重眼前利益、轻长远发展，重数量指标、轻质量内涵，易受冲击的往往首先是教学，其次是基础研究和学术研究。后者则涉及校际职能的分工和层次的划分。高等学校是分层次的，不论是计划配置的产物，还是市场竞争的结果。现今几乎每一个国家的高等学校类型结构皆呈金字塔形：处在塔基的是为数最多的高等专科学科和职业技术学院，处在塔身的是有相当数量的一般大学，处在塔尖的则是少数研究型大学。不同层次的高校有着不同的职能分工。低层次的高校主要培养在第一线从事生产、服务和管理及各类实用型、技能型人才，同时从事社区服务和教学研究工作；一般大学主要承担本科教育任务，其中部分学校适当承担研究生教育和应用研究任务；高层次大学则以本科教育为基础，主要承担研究生教育、纵向科研和重大横向科研任务。尽管高校在实际办学过程中时有职能错位现象发生，但在市场竞争环境下这种现象将会越来越少，各高校在合理定位、各安其位、办出特色中生存和发展。
如上所述，高层次大学以培养高素质人才，发展高科技，提供高水平服务为已任，因而其工作重点和职能关系必然与一般大学不同，把研究和研究生教育放在突出的位置。以研究为重点，是实现“三高”职能的基础，即所谓“抓科研，带教学，促服务”。没有强大的研究基地，培养高素质人才就成了无本之木；没有创新的研究力量，发展高科技、提供高水平服务就成了无源之水。以研究生教育为重点，既是高层次大学职能分工的结果，也是增强研究的需要，因为研究生不仅是培养对象，同时也是准研究人员。
目前我国若干重点高校提教学和研究两个中心、本科教育和研究生教育并重，美国研究型大学则以教学、研究和服务相结合、重在研究，本科教育与研究生教育相结合、重在研究生教育为特色。比较而言，以研究和研究生教育为重点，确实是高层次大学不同于一般大学突出的办学特点。虽然高层次大学的教师未必以研究为主要工作，研究生比例也未必大于本科生，但是高层次大学教师在研究上所投入的时间和精力以及研究生比例显著高于其他高校。同样，美国研究型大学的研究生与本科生之比大都大于或接近1，这不是其他高校所能望其项背的。更为重要的是，研究成果在高层次大学教师的聘任、晋升中的权重越来越大，在美国则有不发表论著就解聘之说。这也表明了高层次大学对于以研究和研究生教育为重点的政策导向。
《全球教育展望》2001年第8期